然而听女皇话语中不悦之音的陈彦，并没有就此打住。却见他肯定：“是的，陛下，臣并没有误。远的不说，就拿与我朝相差不足百年的张居正变法时为例。由于当时的明赋税改收钱银，农民为了税就需要将自家打下的粮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如此一来上市的货必然会随之倍增。一时间国库充裕，市面现经济繁荣景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繁荣’却是建立在农民血汗之上的。因为朝廷征收赋税总是有一定时限和定额，即公有赋役之令。正是迫于此‘公有赋役之令’，谷之上市，总是集中于一时。其时限之迫，上市量之大，必然导致价格之跌落。陛下、诸位大人应该都还记得前明时，市场粮价升得有多贵有多快吧。显然，粮价的这上升，决不可能是在农完纳赋税的时候，而只可能是在他们完纳赋税之后。换言之，这较的粮价，一般总是商人在市场上的卖价，而决不可能是他们从农民那里的买价。”

政以货币来预算赋税总收，征收的时候则需要分地行实‘折纳’。前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在此基础上将过去地、、丁分别征收实行，征发徭役的赋役制度改为土地、人丁征收货币与白银，故称‘一条鞭法’。而今经过陛下您的改革，我朝一简化了税收征收手续，并彻底以货币代替以前的实地租。此举固然既保证了税收的稳定，也使农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有利于人增长、百姓安定、工商业发展。但与唐宋的两税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一样我朝的税制也有一大难以忽视的隐患…妨农利商。”

陈彦与沈廷扬一番话语让在场的孙和陈龙情不自禁地陷了沉思。陈、沈二人所描述的情景对于陈龙来说并不陌生。事实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与陈彦、沈廷扬一样也是亲经历了那段混时期的。而对孙来说，对这些情况她虽没有在场的三人受刻。但类似将倾倒河的故事她倒也听过不少。可见这事情与是什么制度、什么国家都没关系。只要人类还存有逐利之心，就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妨农利商？”孙微微皱眉。虽然扶植工商业是中华帝国的一项重要目标。但知“民以为天”的孙同样也从未放弃过对农业的重视。因此中华朝农业税赋不但远底于明朝，甚至连相关的徭役也几乎被免除了。若说这样的税制都“妨农”孙实在想不有什么别的政策是不妨农的。

然而还未等孙开发表自己的看法。底下的陈彦便一步阐述：“陛下，这些情况还仅仅是开始而已。如果是连年丰收的太平年景，以上的情况对于国家还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可是一但遇上个天灾致使粮歉收，或是遇上大的战朝廷需要征收更多的税赋粮饷。再加上朝廷在其他方面不当的政策和底下官吏的徇私舞弊，则会使整个局势雪上加霜一步恶化。这时候朝廷为了收购大量粮应急就得去向商贾购粮。可面对疯涨的粮价，国库内征收的税银本不够购买当初折算的粮了。为解燃眉之急，朝廷反过来又会一步向农民去征更多的税赋。随着国家赋税征收货币的比重越来越大，钱重轻的情况也在不断加剧，农民竭田亩之收，而不能应付国家之赋税。于是，为了完纳赋税，百姓便不得不将自家所产的生丝、土布、藤筐等等副产品，也投放到市场上去变卖。市场上的货一步供大于求。而百姓手中的钱财却连买粮尚且不够，何来钱财买其他东西。因此到最后中小商人与贩夫贩妇亦会

“陈首相所言甚是。正因为如此当年的礼尚书徐光启才会在自己的《屯田疏》中坦言：银钱愈多，粟帛将愈贵。”一旁的沈廷扬跟着痛心疾首地附和：“为了纳税赋农民要贱卖自己的粮，为了养家糊他们又要从米商手中以极其昂的价格买回自己刚卖的粮。更有甚者，有些商为了哄抬粮价，不惜看着谷在粮仓里烂掉也不肯拿来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