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朋友，我永远老儿。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打微尔夫的男女，咬言咂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老儿的言谈举止是咱自幼听惯看惯的。一看见长发诗人，我老是要告诉他先去理发；即使我十二分佩服他的诗才，他那些长发使我堵的慌。家兄永远到“推剃两从便”的地方去“剃”亮堂堂的很悦目。女也剪发，在理论上我极同意，可是看着别扭。问我女该梳什么“”我也答不，我总以为女应留着发。我的母亲，我的大，不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么？她们都没剪发。

舞是多么文明的事呢，我也没份儿。人家印度青年与日本青年，在黎或敦看见舞，都讲究馋得咽唾沫。有一次，在艾丁堡，舞场拒绝印度学生去，有几位差上了吊。还有一次在海船上举行舞会，一个日本青年气得直哭，因为没人招呼他去。有人这好闹叫作猴摹仿，我倒并不这么想。在我的脑里，我看这并不成什么问题，不能叫印度登时独立。也不能叫日本灭亡。不呢，更不会就怎样了不得。可是我不。一个人吃饱了没事，独自，还倒怪好。叫我和位女郎来回的拉扯，无论说什么也来不得。看着就是不顺，不用说真去了。这和吃冰激凌一样，我没有这个胃。一凉，上联想到泻肚，其实心里准知没有危险。

习惯可不能这样。拿烟说吧，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都着烟。图书馆里不准烟，脆就不去。书里告诉我，烟有害，于是想戒烟，可是想完了，照样上一支。医院里陈列着“烟肺”也看见过，颇觉恐慌，我也是有肺动啊！这嗜好都去不掉，连肺也对不起呀，怎能成为英雄呢？！思想很伟了；乃至吃过饭，伟的思想又随着蓝烟上了天。有的时候确是决，半天儿不动些小白纸卷儿，而且自号为理智的人——对面是习惯的人。后来也不是怎么一劲，连三支，合着并未吃亏。肺也许又黑了许多，可是心还着，大概一时还不至于死，这很足自。什么都这样。说一个自居“登”的人，总该常常携着夫人在街上走走了。我也这么想过，可是不到。大家一看，我就咕“你慢慢走着，咱们家里见吧！”把夫人落在后边，我自己迈开了大步。什么“尖曼”“方曼”的，不这一。虽然这么说，到底觉得差一，从此再不双双走街。

独人一，自己吃饱便天下太平，每逢困于油盐酱醋的灾难中，就觉到家的累赘。

行难知易，有如是者。

还有吃西餐呢。净，有一定份量，好消化，这些我全知。不过吃完西餐要不补充上一碗馄饨两个烧饼，总觉得怪委屈的。吃了带血的，喝凉，我一定跑肚。想象的作用。这就没有办法了，想象真会叫肚山响！

面对西洋半民地文化表明自己的志趣、心的文字。

明知电影比京戏文明一些，明知京戏的锣鼓专会供给疼，可是嘉宝或红发女郎总胜不过杨小楼去。锣鼓使人疼的舒服，仿佛是吧。同样，冰激凌，咖啡，青岛洗海澡，国桔，都使我摇。酸梅汤，香片茶，裕德池，城桃，老有知己的好。这与提倡国货无关，而是自幼儿养成的习惯。年纪虽然不大，可是我的幼年还赶上了野蛮时代。那时候连皇上都不坐汽车，可想见那是多么野蛮了。

①长女舒济生于济南，老舍曾有题“全家福”一首：“爸笑妈随女扯书，一家三乐安居，济南山充名士，篮里猫球盆里鱼。”舒乙生于青岛。

不别位，以我自己说，思想是比习惯容易变动的。每读一本书，听一议论，甚至看一回电影，都能使我的脑转一下。脑的转法像螺丝钉，虽然是转，却也往前。所以，每转一回，思想不仅变动，而且多少有步。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阵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瓦块或碎砖，回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及至后来读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就是看了杨小楼扮演的“黄天霸”也不会再扔醋瓶了。你看，这不仅是思想老在变动，而好歹的还了一二分呢。

家之累，大半由儿女造成。先不用提教养的费，只就淘气哭闹而言，已足使人心慌意。小女三岁，专会等我不在屋中，在我的稿上画圆拉扛，且其名曰“小济会写字”！把人要气没了脉，她到底还是有理！再不然，我刚想起一句好的，在脑中盘旋，自信足以愧死莎士比亚，假若能写来的话。当是时也，小济拉拉我的肘，低声说：“上公园看猴？”于是我至今还未成莎士比亚。小儿一岁正，还不会“写字”也不晓得去看猴，但善亲亲，闭，张展览上下四个小牙。我若没事，请求他闭，牙，小胖总会东指西指的打岔。赶到我拿起

三、小孩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