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走上台阶时，一眼瞥见加比塔斯先生正在房间借着烛光给照片上色。他那平淡生活的主要乐趣就是背上小巧怪异的快镜相机到国外去度假，回来时带着许多模糊的底片。那都是他在风景有美令人留恋的地方拍摄的。摄影公司按优惠价格为他冲洗出来。然后，他会花一年的时间在晚上把它们印制出来，以便把照片分送给他的朋友。

他在克莱顿国立学校有许多工作。例如，他会用古英语字体题赠他的照片：“意大利旅游照片E·B·加比塔斯牧师”似乎他就是为了这才生存在世上，才旅游，才立身于世，这也是他唯一真正的乐趣。借助遮光灯，我可以看到他棱角分明的小鼻子，眼镜后稍显苍白的眼睛，以及因努力工作而萎缩的嘴。

我的母亲让我进了屋。她望着我，什么也不说。因为她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她也知道即使问出了什么事也无法补救。

“晚安，妈妈。”我说着，然后有点漫不经心地吻了她。

我点燃了蜡烛，立刻举着它，走了出来上楼去睡觉。我没有回头再看她。

“我还给你留了晚饭，亲爱的。”

“我不想吃了。”

“可，亲爱的…”

“晚安，妈妈。”我上了楼，砰的一声关了门，吹灭了蜡烛，躺到了床上。过了好长时间之后，我才起来脱衣服。

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候，母亲默默哀求的面孔激怒了我。那是无法描述的。那天晚上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必须对此进行斗争。如果我不去斗争，让步了，我就难以生存下去。这件事伤害了我，分裂着我，我的忍耐程度几乎不足以抗拒它。显然，对于我来说，我必须为自己认真思索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行为问题和权术问题。母亲那可怜的单纯信仰根本帮不了我。

对此，她根本就理解不了。她的信念就是人们已接纳了宗教。她唯一的思想就是盲目地顺从已被公认的秩序、法律，以及顺从于所有那些比我们有势力的受推崇的人。对她来说，信仰自由是无法想象的。尽管我经常和她一起去教堂，但是从各种的迹象上，她已经知道我正在渐渐抛弃那些曾经支配了她一生的东西，正在接纳一些可怕的未知的事物。我敢说，她可以从许多方面猜出我所干的那些遮遮掩掩的事；她已经觉察出了我所信奉的社会主义，觉察出了我在精神上对现行制度的叛逆；觉察出了我对她认为圣严不可侵犯的一切怀有严重的不满。然而，你知道，她想要保护上帝的愿望远不及我想要做的。她好像总想对我说：“亲爱的，我知道这很难。但是，推翻这一切更难。不要向它开战，亲爱的，别这样！不要做任何侵犯它的事。我相信，如果你侵犯它，它肯定会伤害你；如果你侵犯它，它肯定会伤害你。”

像当时的许多女人一样，由于受到现行秩序残忍的暴行的

恐吓，她已被吓坏、被征服。它使她身心扭曲，使她未老先衰，使她老眼昏花，所以，在她５５岁时，她只能凭借着不值钱的老花镜凝视着我的面孔。她眼光钝暗，视力模糊，带着惯有的忧虑。再看她的那双手，那双可怜的手啊！整个世界上，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女人的手如此脏，由于辛劳而畸形，如此粗糙，像树皮一样皲裂…。总而言之，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对自己说，我与这个世界和命运的抗争不仅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她。

然而，那天晚上，我使劲从她身边挤过，不耐烦地回答了她的问话，把她丢在走廊里，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